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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修改再聚焦营养

2021-01-15 03:17:36 来源: 天津家居网

核心提示:“对于立案的比例,我们到法院去问,有多少人来立案,受理了多少,谁都不告诉你。”应松年认为,立案难、受案范围窄依然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解决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等 三难 问题上有所进步,但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法学会专家意见座谈会上,受案范围过窄等问题,同样成为争议的焦点。

老百姓向法院提起诉讼,被拒绝的在60%-70%,受理的只有 0%-40%,这还是高的。 1月16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法研讨会上如此表示。

对于立案的比例,我们到法院去问,有多少人来立案,受理了多少,谁都不告诉你。 应松年认为,立案难、受案范围窄依然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行政案件数量少不正常

德国有8000万人口,行政法院每年都要受理 0万个案件。按这个比例估算,我国每年行政诉讼案件应该在500万件左右。但作为1 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每年行政案件只有区区10万件,有些年还不到10万件,这当然不正常。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我国行政争议数量不少,这从每年巨大的信访案件规模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行政争议不计其数,但是行政诉讼数量一直在极低水平徘徊?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大门没有向老百姓充分敞开。一方面,制度上的缺失将想要提起行政诉讼的老百姓挡在诉讼大门之外;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诉讼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老百姓打了半天官司最后拿到的都是 法律白条 。

在立法的目的上应增加一句话, 解决行政争议 。 马怀德说, 现在的表述是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 ,在这个后面加一句话 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不把这条明确写进去的话,恐怕后续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相应的解决。

应松年认为,不管出于主观或者客观原因,立案难有一部分是法院造成的。而这次修改中增加了保护当事人起诉权则是一种进步。

要解决立案难还有相当的距离,立案难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应松年表示。

红头文件 应当列入审查

对规章以下抽象行政行为( 红头文件 )的法院能否审查?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马怀德认为,这两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此次修正案草案都没有给予充分的回应。

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上,草案规定只能在起诉具体行政行为时一并请求对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不能直接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发现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只是不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转送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这只是肯定了实践中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对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这次的修正案草案没有涉及,依然将其排除在诉讼范围之外。 马怀德表示。

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人身、财产权这两种具体权利的时候,当事人才可以起诉。

马怀德认为,这样就把许多政府机关侵犯公民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的行为排除在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

学界一直呼吁要扩大受侵害权利的诉讼保护范围。然而,在此次法律修改中,修正案草案只是在公民人身、财产权后面加了一个 等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对于扩展的范围没有进行明确表态,只是进行了模糊处理,对于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用非常有限。

第十三条,否定的人民法院不受理的案件范围我建议去掉一个字,也就是在第三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把 等 字去掉。除了奖惩任免的决定,法院不能审查和受理之外,其他的只要是行政机关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行政行为对公务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法院都应该进行审查。因为它是行政行为,它是行政争议,法院也有权力,有解决这类纠纷。 马怀德说。

负面清单VS正面列举

宪法有 0多项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为什么不能告?政治权利不是合法权利吗?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说, 正面列举,你列举一百条也列举不完。

姜明安认为受案范围应坚决采用 负面清单 。他解释说,扩大受案范围,一是要改第二条,要打破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争议,还有公务员的开除、辞退,都可以纳进来;二是改现行的十二条和十三条,采用 负面清单 ,只要行政机关或者公共组织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你就可以告。

姜明安的 负面清单 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的响应。

负面清单 逻辑上很好,但是实施起来目前可能比较有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支持 负面清单 ,但她觉得正面列举和 负面清单 有一些结合。 万一 负面清单 的建议没有被采用,正面的应该写好。

对于草案第十二条兜底性条款 行政机关侵犯人身权、财产等其他合法权利的 ,刘莘建议,把 人身权、财产权等 7个字去掉,变成 侵犯其他合法权益 双方在最后一节开始后你来我往,这样才真的有兜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则倾向于正面列举。 列举出来了,提出诉讼你就得受理,包括第三条的规定,应该落在这个上头。只要列举了,你没有任何理由阻隔。

杨建顺认为: 什么都能做就等于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负就等于什么都不负。对于基层法院来讲,列举有助于类型化,有助于引导。

杨建顺表示,德国、日本都实行诉讼的类型化,实际上是把权力送给法院,让法院进行判断。 所以说还要尽可能多的罗列,目前的罗列还不太够,包括劳动权、政让两国关系开始结冰。治权利等。

应松年则期望 概括地肯定,列举否定 。 从理论上来说,列举肯定和列举否定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怎么也弄不干净。

应松年表示,多年来的行政诉讼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能不能立案,是不是在受案范围。

目前只有一项是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待遇的,从现在的表述来看,大致上是放到财产权的范畴。这说明我们在这些权利的性质认识上有极大的偏差,这些权利是涉及社会权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放到财产权里处理。 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认为,整个《行政诉讼法》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对权利的保护。

在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以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受益人也是享有权利的。这些权利都没有得到肯定,仍然沿用了过去传统的所谓的人身权、财产权。好在它加了一个 等合法权利 ,但这种表述不足以反映20多年来我们的人民面对行政机关所获得的新的权利。 于安说。

被与返乡的民工兄弟们挤进复古风格的硬座车厢告或应扩至社会组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蒋立山认为,目前现阶段的重大改革发展部署的目标都指向2020年,本世纪前20年是转型风险期或者是矛盾凸显期,立法目的就应该把社会风险化解作为突出的任务。这次修正案中的大量范围都是农村的事情,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讨论过村委会的事情,有的法院受理,有的法院不受理,是不是能对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做出回应。 蒋立山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杨小军认为,应该把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这个概念套进来。 说白了,居委会,甚至包括大学这类机构都应该放进来,因为它有社会管理职能。可以通过列举和描述的方式。

杨小军认为,制度确实存在缺陷的地方应该改一改,比如人身权、财产权就不要了,改成 合法权利 就可以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在应松年看来,首先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但有行政机关,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现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还有很多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还有其他的公民社会组织,高等院校。

应松年建议,行政主体应加上一句 具有社会自治或者是自律能力的社会组织作为行政主体 。

这种行政主体是不是一定要法律法规授权,没有法律法规授权是不是也可以呢? 应松年说, 这么大的社会,如果所有的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中介组织都能够自治、自律,这个社会才是真正法治的。

马怀德表示,对于修正后的第二条第二款 前款所称的行政机关包括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组织 ,建议在 组织 两个字之前加上 公共组织 。 除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外,有些没有法律法规授权,但承担着公共行政职能的机构,跟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不是简单的民事争议,比如机场的安检。在安检过程中有一系列强制措施的权力或者是强制检查的权力,也要纳入行政争议的范围。还有地铁安检人员,这不是民事争议,所以我认为加 公共 两字有利于解决类似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补充认为,企业的行政行为也可以起诉,如2011年发生的全国首例公民诉通信公司信息不公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 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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